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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學問，就是無時無處不學問，最重要的就是能靜下來，全身心投入。而知識創新是科學進步的推動力。創新就是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精神。
近日，北京交通大學收到一筆特殊的捐贈，它來自90歲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徐壽波和他的夫人周愛珍。200萬元的捐贈是院士夫妻省吃儉用多年的積蓄，體現了一位有著65年黨齡的老黨員對百歲華誕的中國共產黨的一片赤誠。
徐壽波的名字，和我國三大交叉新興學科的開創和發展緊密相連。他是我國綜合能源工程學的重要開拓者和奠基人、我國技術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也是大物流理論的開創者。
心無旁騖的“半個人”
1931年9月16日，徐壽波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手工業家庭。紹興是一座美麗而古老的水城，城內鑒湖之水碧波蕩漾。祖父以“波”為其取名，既蘊含了家鄉美麗風景，又暗含著“波瀾壯闊”之意，希望這個啼聲響亮的男孩能乘風破浪闖出一片天地。
年幼的徐壽波性格溫和、天資聰穎，一有時間就坐下來看書，時常被小伙伴取笑為“書呆子”。對他來說，讀一本好書勝于吃下一顆甜蜜糖果。他沉浸在書本的世界，心中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憧憬。“七七事變”爆發后，隨家人經歷幾年逃難生活的徐壽波深感知識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意義，更加堅定了讀書報國的志向。
1951年9月，徐壽波如愿以償，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學電機系。1955年畢業之后，徐壽波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長春機電研究所做研究實習員。1956年，根據周恩來總理主持制定的我國第一個全國科學技術長遠發展十二年規劃（1956—1967）的要求，徐壽波被中科院選派到蘇聯科學院能源研究所學習綜合能源工程學，其目的是要回國開創這門新興學科。
在蘇聯的四年是一段難忘的時光，也是對徐壽波學術生涯影響最大的一段歲月——這是徐壽波與綜合能源學科結緣的開始。徐壽波在蘇聯的老師是蘇聯科學院院士魏以茨，他提出能源問題不是孤立的，要進行綜合研究。
“我當時一有空閑就去逛書店，有時候甚至去舊書攤上逛，只要看到本專業的書都買回來，回國的時候我基本上把所學專業的‘老祖宗’都搬回來了，剩下的錢則全部交了黨費。”徐壽波回憶道，即使后來生活幾經變故，處所幾次搬遷，他依然保留著當年從蘇聯帶回來的幾箱原版俄文書籍。
心無旁騖的學習，貫穿了徐壽波整個四年的留學生涯。他每天“辦公室—宿舍”兩點一線，伏案看各種枯燥的專業材料，一心一意學習。研究所里的德國研究生公開打趣他，說他只算是“半個人”，意思是他只會學習，不會玩樂，人生是不完整的。但徐壽波卻不以為然，反而樂在其中，享受著這段緊張、快樂又充實的學習生活。
在蘇聯的四年，徐壽波學習成績優異，先后獲得兩次青年科學獎二等獎，深得魏以茨和同事們的贊賞。1960年，徐壽波獲技術科學副博士學位后回國。也正是那一年，在他的倡導下，中國科學院成立了我國第一個綜合能源研究室，并由他擔任業務負責人。
確定了目標就不回頭
做學問幾乎占據了徐壽波生活的全部。
據他的博士生、北京交通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工程管理系教授郭婧娟回憶，10年前她第一次來到導師家中，最讓她感到震撼的是，徐壽波家中非常簡樸，她看到最多的是一種巴掌大牛皮紙裝訂的小筆記本，客廳沙發、書房，甚至枕頭邊都能找到。這些隨手可得的小筆記本上，密密麻麻記錄著近80歲的徐壽波隨時隨地的思考。
好學多思已經成了徐壽波根深蒂固的習慣，甚至在患上糖尿病接受中醫治療時，徐壽波還一邊研究中醫經絡，一邊思考著它們與物流學的關聯。
徐壽波認為，做學問，就是無時無處不學問，最重要的就是能靜下來，全身心投入。而知識創新是科學進步的推動力。“創新就是要有‘第一個吃螃蟹的人’的精神！”
上世紀60年代，從事動能研究的徐壽波機緣巧合進入一個新的學科領域——技術經濟學。他首倡的關于發展我國定名為“技術經濟”科學研究的建議被采納，并承擔起草《“技術經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的任務。
沒有任何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也沒有幫手，當時剛過而立之年的徐壽波只能靠平時的積累和查閱資料來完成這份報告。他沒日沒夜地研究資料，在厚厚的草稿紙上一遍又一遍演算公式，反復推導研究結論，筆都不知道壞了多少支，每天都是熬到兩眼通紅才不得不休息。
徐壽波是一個確定了目標就不回頭的人，他堅持不懈用自己的方式朝著既定的目標努力。功夫不負有心人。徐壽波起草了我國第一個“技術經濟”科學技術發展規劃綱要，完成了20萬字的《技術經濟方法論的研究報告》，創造性地指出了技術經濟學的研究目的、研究理論和研究方法，為我國乃至世界技術經濟學的創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被列為七大科學技術之一的技術經濟學的原理和方法的運用，為中日合作開發渤海油田、寶鋼二套軋機、億噸石油合理利用、南海石化、金海工程等國家重大工程項目論證、技術進步評價、經濟發展戰略、公平效率革命以及技術經濟學分支學科（如能源、物流、資源、環境、商業、教育等）開拓建設等都做出了重要貢獻。技術經濟學現在已經成為我國許多高校學生必修和選修課程之一。
徐壽波還創造了無數個第一。上世紀70年代，他首次建議并負責起草了我國第一個《能源科學技術》規劃綱要，1978年被全國科學大會采用。他在中科院倡議成立了第一個綜合能源研究室，開展中國能源技術經濟學/綜合能源工程學的研究和應用。1977年，他創辦了《能源》雜志。1979年，他與中國科學院院士趙宗燠等一起創建了我國第一個能源學會──北京能源學會。
1985年，他創辦了《中國物流》雜志，兼任主編，在創刊號《關于物流技術經濟研究的幾個問題》一文中，他首次提出了大物流（MF）的新思想。1987年，他主持了我國第一本物流著作《物流學及其應用》的編寫，提出了“物流技術經濟學”的理論和方法。他創立的大物流理論和“物流科學技術”的學科體系，得到了國家有關單位領導和外國專家學者的高度評價。
不斷追求真理，不斷探索新問題、解決新問題是徐壽波永恒的追求。
最大快樂是為人類創造新知識
“一個人的成就，與努力成正比，與挫折也成正比。”徐壽波總是這樣勉勵自己。
徐壽波喜愛的一句詩是，“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他以春蠶為學習對象，告誡自己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和思考，不斷向真理靠近。
調至北京交通大學的20余年間，他將學生當作自己的孩子，毫無保留、全心全意培養年輕人。
從2003年開始，北京交通大學為每屆畢業生制作“留給青春的回憶——畢業紀念冊”。也正是從那年開始，徐壽波被邀請在畢業紀念冊里為畢業生們贈言。每年的5月，他都會饒有興致地揮毫潑墨，將其人生感悟濃縮為警句哲語，為即將走出大學校門的學子們烹制所謂的“精神大餐”。翻開這些畢業紀念冊，我們看到，他留給畢業生的“禮物”從來都是不一樣的，永遠都是最用心的。
他的另一位得意弟子、北京交通大學物流研究院院長侯漢平回憶起與導師最難忘的一件事時說，徐壽波對學生們創新精神的肯定和鼓勵令他一生難忘。
有一次，在與導師探討傳統物流向現代物流轉型問題時，侯漢平認為，物流非固有屬性變革是實現這種轉型的根本原因，并打算深入研究其內在機理。
徐壽波連聲說“我非常欣賞這一觀點”，并給予了一些指導。“院士的肯定對我是一個莫大鼓勵，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在其激勵下，侯漢平完成了一篇在當時極有影響力的論文，也增強了在科研領域深耕的信心。
對郭婧娟影響至深的是，徐壽波和他的夫人生活極其簡樸，家中20年來沒有裝修和添置新家具，但為黨和國家捐款卻是他多年的心愿。一開始徐壽波有點擔心周愛珍不支持這個決定，還曾經偷藏私房錢，有時夾在書本里，有時藏在某個不起眼角落中的盒子里。后來，他對周愛珍認真表達了自己的夙愿，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才讓他有機會走進大學并遠赴國外留學；才讓他在解放初期患上最危險的傳染病——肺結核和傷寒時得以幸存；才讓他擁有了正確的人生觀和世界觀……沒想到周愛珍特別支持，這才在建黨100周年正式公布了捐款的決定。
要問徐壽波一生崇拜什么，他一定會道出兩個字——科學；如果要問他崇拜誰，他一定脫口而出那個響亮的名字：馬克思。在他的心目中，馬克思是最偉大的科學家，他在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大領域的科學貢獻始終是人類的寶貴財富。
能夠像馬克思那樣為人類創造新知識、為人類造福，在徐壽波看來，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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