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9日，谷歌就已經以1.2億美元資金收購了一間初創公司，當即成為了2014年中紐約地區最大的收購案之一。這間神秘公司里的70名員工，有1/3變成了百萬富翁。同時該公司的創始人們則開始加入并參與Android企業部門。Divide，就是這間公司的名稱，但實際上大多數人從未聽說過，而對公司的CEO，36歲的Andrew Toy也毫不了解。
Divide本身是一款移動生產力應用，能夠幫助員工在工作中攜帶一款設備而非兩款。一旦在手機上下載應用，應用隨即將手機劃分為兩種模式：在工作模式下，手機受到企業IT部門的監控;而在私人模式下，IT部門無權干預個人的常規娛樂活動。
這場1.2億美元的收購案是如何從大眾媒體的視野中溜過去的呢？
谷歌的特點就是它的神秘性，尤其是在收購期間嚴格執行保密協議。同時，谷歌也不需要公開幾億美元之下的收購案價格，因為對于資產達550億美元的公司來說，這無足掛齒。在很大程度上，媒體會忽略初創公司，而這種情況，對那些類似Uber的大眾應用程序來說是有利的。所以像Divide這樣如此成功的收購案有時卻不引人注目。例如，谷歌在2012年以1億多美元的價格收購了紐約初創公司TXVia，但是其收購價格從未被報道。
谷歌拒絕讓Toy就Divide公司的情況及其收購案向媒體爆料。取而代之，我們只能從Divide的內部人員和Toy的親朋好友那里了解相關情況。本文將由他們拼湊起一個完整的故事，他們將告訴我們，Divid的創始人們是如何創辦一家大型企業，如何推動Divide變成本年度紐約最大，最隱秘的收購案之一。
一位杰出的CEO
Andrew Toy出生在香港，不過單從他的口音上難以辨認他是哪里人。英式發音中夾雜了一點澳大利亞的鼻音。Toy的父親在他出生前就從澳大利亞遷居到了中國，成為了一名建筑師，并且Toy加入了當地的一個英國僑民社區。雖然Toy和他弟弟外貌上和他們的父親一樣，像中國人，但是還是給人以怪異的感覺，因此他們成為了香港學校里的少數群體。“我們一直知道我們是不同的，這種觀念一直存在于我們的生活里，”Toy的弟弟，Chris這樣說到。
在Toy 7歲時，他的父親給了他一本C++編程書。Toy開始自學編程，不久他就創造出了能和弟弟一起玩的視頻游戲。“我們沒有最新的游戲，所以Andrew為我們兄弟倆創造出了游戲，”Chris回憶說，“我們學會了自發地解決問題。”
Toy的同班同學中，大部分都想在高中畢業之后回到英國。Toy的父母希望他能學金融或者成為一名醫生。不過，Toy堅持了他對技術的熱愛，在去往斯坦福大學后拿到了計算機科學的學位。Chris隨后跟著Toy去了美國。
Toy于2000年從斯坦福大學畢業，然后加入了一家位于硅谷的移動工作流初創企業Jarna。他雖年輕，卻使經理對他印象頗深。“我在生活中也曾見到過許多聰明的小伙兒，Andrew是這些人里面最最杰出的，”經理在LinkedIn上這樣描述Toy。“他知道如何明確而簡潔地傳遞他的想法，甚至涉及非常技術性的方面的時候也是這樣。”
幾年后Toy前往紐約，加入了摩根士丹利的移動研發團隊。那時移動領域的革命正處于上升階段，不過Toy認為它將成為下一個主要平臺。在摩根士丹利就職時期，他和未來的Divide聯合創始人Alexander Trewby、David Zhu一起在遠程計算部門工作。
在結束了摩根士丹利的工作后，Toy前往Viacom公司，成為了公司移動技術方面的副總裁，學習到了更多關于商業發展和銷售的內容。工作方面，他直接向公司的CTO匯報。
當比Toy小三歲的弟弟，Chris，從西北大學畢業后，他們在曼哈頓成為了室友。接下來的八年中，他們都住在一起，并且經常在早上通勤時交換商業想法。“曾經至少出現過1000個點子，”Chris回憶說。有一些點子很荒唐，但當Toy偶然提出Divide的設想時，事情開始變得正式起來。
在2000年年末，黑莓是許多企業及其員工的選擇。和iOS和Android不同，黑莓手機安全性能佳，IT部門能控制應用。但是黑莓的應用不像Android一樣開源，開發者也不能應企業需要來操控手機的設置。在iPhone和Andriod設備迅速受到用戶的青睞形勢下，員工開始將兩類設備帶入辦公地點：工作中使用黑莓，個人情況下使用智能手機。隨著BYOD（Bring Your Own Device）的概念成潮流所需，Toy和他之前在摩根士坦利的同事預想到，他們可以開發一個應用產品作為替代，來解決需要兩部手機的問題。
來自谷歌的“令人沮喪的電話”
Toy, Trewby, 和 Zhu在離職后，在2010年1月創建了Divide公司的前身，Enterproid，該公司的名稱由“enterprise”（企業）和“Android”結合而成。創始人籌集到50萬美元的資金，而這筆錢主要來源于之前他們在摩根士丹利的老板和總經理。
那時，他們三個人住在三個不同的大陸。Trewby已經和家人一起搬去了英國，Zhu搬到了香港，而Toy仍然留在紐約。但他們已經習慣了在摩根士丹利工作期間所培養出的遠程合作能力。另外，他們三個分散于世界各地也使得公司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全天候運轉。每個人都能很好地應對時差。“David和我都有孩子，這有助于我們熬通宵，”Trewby說。而Toy則負責美國和香港時間段的工作。
Chris說到，“每個企業家都要努力工作，我無數次地看到Andrew的努力，但是Enterproid內部的工作狀態卻決然不同。”Chris現在都想不起他哥哥睡覺時是什么樣子了。
Alexander Trewby Enterproid在倫敦的辦公室有雙人床，員工可以去上層休息或者打電話。Trewby的雙人床目前正在谷歌倫敦的辦公室中。Enterproid在全球的辦公室中都有文化培養的怪癖。例如在倫敦，雙人床的布置和Trewby在曼哈頓的老公寓中的布置相仿。桌子占用了下鋪的空間，而上鋪通常成為隱私空間，目的是讓員工在擁擠的辦公環境中有一點地方打電話。（Trewby的雙人床現在被安放在谷歌倫敦的辦公室里）Trewby的團隊在四點享有下午茶時光。在紐約，Toy提供了另一種食物獎勵：棉花糖機。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Enterproid創造出了一種直接與iOS和Android相競爭的，企業友好型的操作系統。目的是為了取得類似HTC和LG制造商的同意，在他們的設備上植入系統，并且將這些預裝過Enterproid系統的手機出售。但團隊很快發現要和這些硬件制造商取得合作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財力，所以他們再次進行籌資。
Android的發起人和Google Ventures的伙伴 PlusRich Miner幫助了Divide團隊并且對他們進行投資。Toy朋友們笑稱道，從約見到籌資的過程中，Toy都采用了極為謹慎的數學方法。
其中的一個朋友說到，“他準確預估了風險投資公司的數量，并且使用了大量電子表格來記錄如何解決每種狀況。”他估計Toy大概聯系了40所不同的風險投資公司。許多公司對移動領域的企業絲毫不了解，并且以此為緣由拒絕了Toy的請求；有些公司則聲稱，他們在作出決定前需要和企業的專家，即Android的創始人Rich Miner進行溝通。Miner同時也是Google Ventures的成員之一。
第一個向Enterproid伸出援手的是NYC Seed的Owen Davis。Davis將Toy的團隊介紹給了Genecast Ventures，該風投公司曾在2010年秋季向Enterproid領投了130萬美元的種子期融資。BOLD Start Ventures和High Peaks Venture Partners也參與其中。
Toy和他團隊的成員，搬去了曼哈頓第六大道第32號街的一間小辦公室。
盡管Miner和Google Ventures錯過了Enterproid的種子輪融資，但Miner仍舊要求和Toy、Trewby及Zhu通話。創始者們對此欣喜若狂。Trewby指出：“我們過于樂觀地認為‘太棒了，我們就要被收購了，這真是太輕而易舉了’。”Toy和Trewby飛往了香港，在那邊已經設立的辦公室中，他們一起與Miner進行了通話。這部電話至今仍被完好地包裹在密封袋中。
但是電話的內容卻令人失望。
“Rich告訴我們‘情況十分糟糕，籌資將會失敗’”Trewby回憶到，“想要進軍硬件公司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這將耗光我們的資金去搏一搏，同時谷歌也將壓垮我們。”
Miner建議團隊放棄與硬件公司的合作，轉而開發一種應用。此應用可以下載到各種設備上，讓用戶能在幾分鐘內安裝并運行它，產品體驗要持續與Andriod和iOS設備保持一致。“那時我們萬念俱灰，”Trewby這樣描述。但是他們聽取了Miner的建議，而現在在Trewby看來，這個殘酷的建議確實是個“恩典”。公司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開發出一種應用。
“梅開二度” 從頭再來
有了新的應用之后，Divide開始與企業和移動運營商達成協議。AT&T、Verizon和Vodafone都開始同意向企業用戶出售Enterproid的產品，讓其作為企業應用來使用。
戴爾也與Divide相合作。Chris Toy記得當他偶然一次結束工作從Enterproid的辦公室里工作出來時，隊員們都在相互擊掌以慶賀協議的達成。但對初創公司來說，與大公司簽訂協議壓力很大，因為那代表著馬上將有數千名員工下載同一款應用。
一個朋友曾問過Toy，他要如何處理準入問題，以及隨之而來無法避免的大量錯誤報告。
“那么就先叫它‘測試版’好了。”Toy回應道。
到2011年末，Enterproid收獲了更多的肯定，因為在那時，Toy的公司贏得了高通第二屆投資創業大賽。此后不久，高通就參與了Enterproid的A輪融資，總值約達1100萬美元。這一次，Miner也選擇了對Enterproid進行投資。有了高通公司這樣的戰略合作人，而非傳統風投公司的支持后，對吸納客戶來說也是有幫助的。Trewby回憶到，“Miner那時說‘年輕人，你們給我聽好了，思科和戴爾也許不知道Sequoia Capital是什么，但他們必然聽過高通和谷歌。’”
在2012年，Enterproid推出了一款iOS應用，在此基礎之上持續的突飛猛進。許多資金充裕的競爭者，例如VMWare，都開始接受了BYOD概念。在2013年，Enterproid獲得了高通和谷歌更多的支持，又一次籌集了1200萬美元。Enterproid也將其公司名稱改為“Divide”。因為朋友們曾抱怨，“Enterproid”這個詞難讀，而且會使人聯想起“痔瘡”（hemorrhoid）一詞。
到2014年，Divide的年生產收益已經達到了1000萬到2000萬美元。不過公司員工只有70人。
Divide贏得的合作伙伴，不論是谷歌或是高通，都開始想要將這家創業公司收入囊中。
“我們選擇的都是軟件公司，例如戴爾、思科、IBM、惠普和Juniper，”Trewby解釋道，“這些都是我們想要出售產品的公司，同時我們也想在其中整合技術。所以每當和他們見面時，我們不知道該站在何種立場。你無法知道你是不是在和他們打太極，因為你希望他們能收購你的公司或是轉售你的產品。”最終，Divide就收購問題和谷歌展開了重要會談。Miner沒有參與討論；Google Ventures旗下的另一個初創公司Nest剛以10億美元的價格被收購，而他正是這場收購的推動者之一。
接著，在谷歌Android內部員工的幫助下，兩家公司的談判進展十分之快。Divide對即將被收購之前有兩點要求：一是所有的員工仍留其位，二是Divide的產品需要繼續出售。谷歌在兩個要求上都作出了讓步，幾周之后，協議簽訂了。
一場“吃烤面條”的慶功會
Trewby記得收購的當天他向員工宣布消息時有多緊張。他本人，Toy和Zhu打算在三間辦公室里同時向70名員工宣布這個消息。
三位創始人分別將他們的組員從各自的城市帶往谷歌總部。當谷歌已是Divide伙伴之一時，似乎已經沒什么好奇怪的了。在谷歌總部，每個人都能看見團隊里的其余人歡呼雀躍。
“那是個緊張的時刻，”Trewby說道，“我們無法想象是否將被員工圍在角落里暴打，或者被他們丟豆袋。我們設想他們會認為‘什么？！你們賣的太早了！’或者‘哦不！不能是谷歌！我們希望別人來收購我們。’”
事實卻相反，三間辦公室的員工在那時全部都起立鼓掌。沒有員工開香檳慶祝收購，也沒有創始人喝香檳，不過Trewby說這是一個最好的選擇。“真正能開啟香檳的是我們同每一名員工的交談，讓他們知道自己在谷歌的未來，他們即將在那里擔任的角色，以及不同的雇傭細則，“Trewby說道，”這比簡簡單單開一瓶香檳要更使人愉快。”
Divide的一些合作伙伴預計公司內部將有20到30個員工變成百萬富翁，也正是創始人們和谷歌的艱難談判才使得其變為現實。在倫敦，將初創公司賣給谷歌的情形十分罕見。過了一周后，Trewby覲見了女王。在紐約，Toy的慶祝方式十分低調。他的母親在香港，Chris在晚餐時帶去了一瓶便宜的香檳，強迫他的老哥喝下一大口。現在已是百萬富翁的Toy仍沿用了它過往慶祝大事件的辦法：獎勵了自己一頓Stouffer的微波千層面。
Andrew Toy現在住在山景城，擔任谷歌的項目管理總監，現在正在管理一個秘密的Android企業項目。Alexander Trewby仍然住在倫敦，香港方面的員工需要重新安置。他現在是谷歌的開發經理。David Zhu是谷歌在香港的工程經理。
一位投資者聲稱“Divide公司雖歷經掙扎，但卻從未走上絕路。”
正如一位朋友所說的那樣，“Toy為成功已經付出了太多的努力。”
因為Toy的自信，在外界看來運營和出售Divide似乎很容易。朋友們稱這位CEO是一枚導彈，更是一艘驅逐艦，在創業的洶涌波濤中開劈了一條航道，而這些，已經比多數的創業者們好太多了。
“當你運營一家初創企業時，你的小船就已經開始在海中沉浮，”Toy的一位朋友，同樣也是一位CEO這樣解釋道。“不過你不能以此描述Toy，因為他正開船駛離這里。”
Toy也相信，努力工作的聰明人將獲得回報。“Toy全然相信自己，”Chris說，“他也全然相信我以及他的朋友們。Toy認為，如果你看準了某樣東西，那么就去行動，直到拿下它。如果你努力工作，全面規劃，透徹分析再加上你的聰明勁兒，總有一天，好運會降臨到你身上。
獵云網 2014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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