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資改革深化大勢之下，PE對待國企投資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即便面臨國資委核資、公開掛牌等程序，以及極大的不確定性，PE還是決絕地加入了這次難得的盛宴。
十幾天前，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公布了上海國有企業綠地集團增資擴股結果，平安創新資本、鼎暉嘉熙、寧波匯盛、珠海普羅、上海國投協力發展等五家PE機構搶得籌碼，5家機構聯共投入117.29億元向綠地集團增資。
這一消息意味著上海國企改革浪潮中最新的一個成果呱呱落地。國企股權多元化、激勵機制、國資管理體制上的改革有望正漸漸拉開序幕，PE機構也成為了這一變革中最積極的響應者。據了解，包括凱雷、德同資本、復星等眾多投資機構在參與國企改革方面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也成為了這些機構中短期內一個新興的投資策略。
然而，PE投資國企的前車之鑒，還猶言在耳。此前PE參與國企改制引發的一些爭議和問題，尤其是外資背景的PE機構曾屢屢遭受輿論詬病，使得很多PE機構逐漸淡出了國企改制的投資范圍內，并把民營企業作為近年來PE投資的主戰場。
率先破局
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國資監管要以管資本為主，完善國資監管體系。上海成為了走在這一改革的最前沿。
2013年12月17日，有“上海國資改革20條”之稱的《關于進一步深化上海國資改革促進企業發展的意見》公布。在上海國資國企改革方案中，將創新監管作為本次上海國資國企改革的重要內容，明確國資國企競爭類、功能類、公共服務類的基本分類，突出企業的市場屬性、產業特征和發展階段，實施分類監管。在監管的方式上重點探索公司章程、任期契約、監管目錄、社會協同四種管理途徑。
在上海國資改革方案發布后的第二天，即去年12月19日，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發布消息稱，國資房企上海綠地集團增資擴股一事落定，包括深圳平安創新資本投資有限公司在內的5家機構將聯合增資超過百億元，此次增資擴股完成后，國資在綠地的持股比例將下降。據悉，此次增資擴股之前，綠地的股權大半屬于國資。綠地集團董事長張玉良公開表示，此次增資擴股完成后，國資在綠地集團的持股比例將降為47%，混合所有制改革將進一步推進綠地集團的發展。綠地集團的整體上市也可能借國企改革加快推進。“事實上，在業內早就聽說了綠地集團增資擴股的事情，很多本土的PE機構最早了解此事，很多大型PE機構都積極跟進了這個項目，鼎暉等機構的進入也早已在業內流傳。”PE行業一位資深人士稱。
在過去的一年里，PE機構參與國企改革的苗頭已經顯現。
去年9月16日，城投控股公告，國務院國資委已正式批復上海市城市建設投資開發總公司將所持公司10%的股份轉讓給弘毅投資。而除直接入股國有企業外，PE機構還與國有企業共同發起成立投資基金拓展新興產業領域。益民集團近期公告，公司擬攜手德同資本共同發起設立“德益消費升級產業基金”。除了益民集團外，德同資本還與北汽集團、上海城投等兩家國企分別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
事實上，在本輪國企改革政策明朗后，更多的PE機構已經顯露出了對參與國企投資的興趣。日前，在上海國資高層研討會暨2013年上海國資高峰論壇上，吸引了來自亞商資本、復星集團、德同資本、賽富投資基金等許多大牌PE投資機構負責人的眼球，他們對國有企業改革中的投資機會寄予了厚望。
重回PE視線
事實上，PE參與國企改革的投資機會，并不是一種新穎的嘗試。在中國PE行業的發展過程中，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曾一度是PE機構們非常熱衷的投資策略。弘毅投資、鼎暉投資等都是參與國企改制投資的“?？?rdquo;，并締造了諸如中聯重科、石藥集團、中國玻璃、雙匯集團等諸多經典案例。
但這樣的趨勢中途遭遇了波折。在2008年后，國企改制的步伐有所減退，PE參與國企改制的案例也開始變得屈指可數。在此前后，PE參與國企改制也曾引發了一些爭議和問題，尤其是外資背景的PE機構曾屢屢遭受輿論詬病，很多PE機構逐漸淡出了國企改制的投資范圍內，民營企業成為了近年來PE投資的主戰場。
凱雷對國有企業改制的投資機會也頗為關注。徐工事件曾讓凱雷從國有企業改制的投資機會中選擇了觀望，其也刻意避開行業性的投資與收購，轉而將目標調整為重點關注民企，對其進行少數股權投資。而在目前的大環境下，凱雷再次顯示出了對投資國企的興趣。日前，凱雷集團董事總經理馬鼎文也表示，繼續尋找對國有企業的投資將是凱雷在今后的投資策略之一。
此外，PE對于涉及國有資產的投資多有顧慮還在于投資過程中需要經過國資委核資、公開掛牌等程序，有很大的不確定性。“此前德同內部有三條鐵律，其中之一是不要碰國有企業，在新的國資國企改革浪潮下，這條鐵律如今要被打破。”德同資本董事長邵俊公開透露，除了益民集團外，德同資本還與北汽集團、上海城投等兩家國企分別發起設立股權投資基金。
在投資國有企業之外，尋求與實力雄厚的國有資本在投資、并購方面更多的合作空間也是PE機構們所向往。尤其是近幾年PE行業一直處于行業調整期，融資和退出都陷入了困境，而國有資本成為了PE們爭相擁抱的“大款”。“在IPO停滯的這段時間內，很多機構沒辦法退出，就想到了找國有資本來參與接盤。許多國企都有對外投資的部門或旗下有投資基金，這幾年國有企業在對外投資上是表現比較猛的，國有企業不差錢，也有產業并購尋找新的增長點的動力，其中便有很多都是PE機構轉手給這些國有企業的。我們今年也有兩個項目是賣給國有企業的，一個是環保的，一個是農業的項目。”一家總部在北京的PE機構合伙人直言不諱。
賽富投資基金合伙人金鳳春也分析表示，傳統的國有控股型PE，由政府和國企主導設立PE基金，沒有或者只有少量民間資本參與，很多國資PE的投委會成員由政府部門或上級國企派員，并可能有否決權，導致PE職業團隊難以遵循市場化的原則做出投資決策。因此，這類PE可能面臨風險承受力較弱、職業投資團隊激勵機制無法到位的問題。而國資參與型PE，由民間資本或職業團隊主導設立PE基金，國資不派員到投委會，不干預基金人事薪酬，不參與具體項目決策，國有投資監管中的投資項目審批制和項目審計制度不再使用，這種模式能夠真正做到市場化，國資保值增值的目標效果總體來看強于國有控股型PE。
經濟觀察報 2014年01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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